弟弟妹妹要么出国留学，要么在外企工作，只有我就如blog的标题一样，终日晃晃悠悠。

时间一天一天的消耗过去，终日无所事事，让我不断地迷失。

当下的工作，找不到方向，学不到东西，得不到经验，挣不到钱，好像在慢慢的脱离职业轨道，沦为职业分母。

必须要换工作了，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舞台了，可是不知道自己的竞争力在哪里，还能做什么，还会做什么。

不远的将来，特殊利益集团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网络•手机会实名，一切言论和舆论的自由都会被限制。而官员的财产却不须阳光，富人的财产勿须报税。社会结构完全板结，底层的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生存状态；官二代、富二代、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标签将代代传递下去。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会持续下降，至少不会提高；则广大人民的生活将会更困难。因此贫富差距会继续扩大。医疗、教育等资源总是向财富聚集，就算普及了保险，人民的教育和卫生状况的改善也会大大落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预期？有人批评我，“这样想有意思吗？想要在不到30岁时解决人生的问题，可能吗？”

我说，当今中国大体有三类人。一是彻底盲于目，觉得天朝盛世无限美好；二是不当睁眼瞎，看到国家的问题，痛彻心扉；三是彻底盲于心，看到了当做看不到。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幸福”的人，遗憾的是我属于第二种。因为我对今天的中国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看法不是个别的或者偏执的，而是有一定代表性，能引起共鸣的。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做出我的预言。愿意和一切读者讨论。

一、当今中国究竟是怎样的

当今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巩固，并在加速发展。

“权贵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吴敬琏先生提出。从构词看，它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中国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富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资本主义则指社会财富分配的基础是按资本分配。但中国又不典型地按资本分配社会财富，而是主要地按权力分配。所以中国社会，最巨大的力量，依旧是政治权力。于是，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当局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当局意识和权力意识。这个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就是吴敬琏努力避免而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那个“官僚资本主义”。

现在举凡钢铁、化工、煤炭、石油、民航、公路、金融、证券、保险、邮政等等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都是国有经济独大。而国有经济的决策和运营，毫无民主可言，也不对名义上的主人——人民负责，一切都是几个寡头在说了算。最为暴利的房地产业呢？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一文称：调查显示，在房地产开发的总费用支出中，流向当局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当局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无论从心理感觉还是统计数据上都如此。《人民论坛》载：有关机构统计，2009年全国最富有的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如果将“富榜”扩大到前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达到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所谓1亿元意味着：一个农民21500年的收入，一个普通职员3500年的年薪，一个北京低保享受者2万余年的生活费。而同期全国居民储蓄不过21万亿多。如果继续调查这一万个家族与当局的关系，我想结论定会更加触目惊心。经济学上经常用 “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按照国际惯例，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 0.382， 1994年为 0.467，2008年基尼系数为0.65，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中国的贫富差别已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更要命的是：这种贫富分化丝毫没有外国出现过的先扩大后再缩小的迹象。《瞭望》载，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教授十多年持续关注、调研财富分配问题。他说，根据库兹涅茨1995年提出的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型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会恶化，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目前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但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无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确实过大。杨建华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形了，而是呈现倒‘丁’字型，底层庞大，很少拥有财富，拥有巨富的一竖很小。

如上文所说，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性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极低，而且逐渐降低。人民工资的涨幅不要说够不着GDP，甚至够不上CPI的增加。随着房地产价格疯涨带动的人民币的事实贬值，虽然生产在持续，但人民的财富不是增加而是在日日夜夜地减少。

教育改革全面失败，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公务员招考制度、军官选拔制度充斥着腐败。甚至以吉林省松原市为代表的一些地方，高考制度都被权钱交易破坏殆尽。低社会阶层人士想要改变命运，无疑异常困难。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所得税、经济适用房等本该造福低收入人群的措施全部适得其反。这个都已经成为常识嘛，不需要证明了。

其他官员的腐败，对资源竭泽而渔及买办式的开发，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污染。说都不用说。

如果社会发展的惯性不被扭转，能逃出文章开头的那个预期吗？

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思想界和爱国者的思考

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然生活往往更复杂，反抗未必就来得那么快，那么普遍。但当今中国社会的畸形，至少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思考，思考者涵盖左、右两个方面。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的问题往往是相同的。只不过解释论不一样。比如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改革过头了，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腐败；右派认为改革不够，民主社会没有腐败。诚如孙立本教授所说：“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其实很有可能左右两派都错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变态社会结构，用任何一种理论和模式似乎都难解释得尽善尽美。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要想中国社会改变现状，持续发展，打破权和钱的紧密联系是必须的。在这个意义上，左派和右派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者。而那些麻木不仁的人却在尸位素餐，看着左右相争的好戏呢。

三、怎么办？中国将会向何处去？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广大的爱国者们不会坐视祖国的沉沦。总是要——至少希望有人能——做些什么改变现状。

有一派人寄希望于“中央头脑清醒，胸怀开阔，善于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通过保障民权改善民生、挽回民心。”他们要求：停止“国进民退”，开放新闻监督，人大代表直选，社会正义运动，等等。（参见胡星斗：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不客气地说，此路不通。他们把整个特殊利益集团人为划分为几部分，好似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群人，地方当局又是一群，中央又是一群，希望他们互相制衡。殊不知，这完全是空想。自古疏不间亲。在你仰望星空时，“心无疵兮”先生片刻没停下他那争权夺利之手。想要与虎谋皮，哪里能够？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变为权贵社会主义。也就是体制内的少数权力者和人民形成合力，一定程度上通过调整分配结构，改善基本群众的医疗、教育、住房问题。当然，这个运动的发动者会取得更大的威权。也就是说，社会可能转型为，国有经济垄断进一步加强，权贵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分配较现在公平一些的形态。类似今天的新加坡。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在此先稍稍提及。

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沿着现在的轨迹，无可避免地滑向类似中世纪的深渊。因为一如孙立平文中说的，现在“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了。如果真如此。大局的好转必然需要很长时间——我认为80后、90后一代看不到了；有人认为需要时间远长于此，可能要考虑几百年的历史大循环尺度。所以我寄希望于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历经艰难险阻，但仍然走到了今天；估计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不会遽然灭亡。有民族在，则民族的历史会得到流传。今天我们 ——爱国者的殷忧，将来总有人能够理解，就像我们会理解郑观应他们一样。今天权贵们的暴虐、贪婪和无耻，总会被历史鞭挞。

四、还有一种可能

虽然我们知道，国内的统治秩序是牢固的。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又是复杂的。国内和平，但国际不一定和平。

美日想肢解——至少遏制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只有外交部的老爷们才相信中美双赢。近日，美国大使说中美关系像恋人。我说就算是恋爱关系，那中国也是辛苦买房，然后不得不把房产登记到女方名下的傻男人。

近年以来，美国一再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美国对中国“金融狩猎”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如果单纯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可谓思维尚停留在重商主义时代。简单来说，就算中国对美出口全没了，美国也不会自己生产轮胎、鞋子等物。因为美国资本的国际食利性，不可能改变了。美国狙击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目的，在将中国制造业中的资本挤出来。制造业如果不行，中国的股市又是如此样子，那么资本在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投资领域就是房地产市场。中国已经甚嚣尘上的房地产热将进一步升级。到时美国的国际热钱再涌入，做局……仿佛玩击鼓传花游戏，等倒几次手，中国老百姓高位接盘时，再抽出资金。楼市和整个经济泡沫破裂，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易手。

这番预期，已经是除了宠物经济学家外的经济学界的共识了。而且这番预计，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人们还可以通过考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失去的二十年来印证。遗憾地是，我们太乐观。事实是，泡沫经济前日本具有的优势我国没有，日本的软肋我们更甚。例如，日本有很多工业专利权。纵使制造业不景气，虚拟经济崩盘，很多日本企业靠转让专利都能从国际市场赚到足够的钱维持生计。中国企业呢？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财富的增加几乎是从大老板到出租车司机为止全社会都享受到的；日本的泡沫经济解体后财富缩水的也是相对全民性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财富主要地集中到了特殊利益集团；而一旦经济崩溃，痛苦一定会被转交到大众身上。日本是普及社会保险的国家，中国的社会保险尚在建设中。所以美国真要发动对中国的金融绞杀的话，中国的失败简直是注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动荡的结果有可能是新的更好的秩序的建立。

就台湾、西藏、新疆而言。相当一部人想独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究其原因，固然有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干预。但只要学过毛泽东哲学的人，都明白外因必须通过内因作用的道理。如果大陆政通人和，台湾未必不想回归。如果新疆政策亚克西，怎么会闹出如此大的骚乱？只不过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的基本矛盾，在台湾表现为所谓民主和飞弹之争，在新疆表现为民族之争，这种特殊的形式而已。如果大陆持续这个样子，台湾必然会想独立。这点非常好理解。我们如果有移民的机会，不想走的肯定不多。现在两岸三通，非但没有如预期使台湾同胞随着对大陆了解的加深，产生回归的想法。反而是台胞愈了解大陆腐恶的现状，愈庆幸自己走了出去。

一旦台湾独立。如果当局不加干涉，就会政治总破产。如果全面战争，那么美国绝对会介入。这是美国的既定国策，有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的。美国介入，中国失败的几率更大。不要迷信现在中国军备如何。军队，归根到底要靠拿武器的人，而不是武器。现在中国军队的腐败情况，真是让人不忍卒言。简单归纳一下，就是基层士兵等着退伍，退伍之后就是无业，要想提干送钱上来。大家不妨看看魏巍的《我也为退伍兵崔英杰说情》，就可明白。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何况美国的武器只有更先进，战略战术也更高明。

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诚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战争就可以被国内革命所取代。这无疑是非常恐怖的，中国可能仅仅剩下相当于宋代的版图。但责任绝对不在于革命者，而在于特殊利益集团。鲁迅先生说，“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现在当局做的，正是用当异族奴隶的痛苦恫吓人民。动不动就是“被利用”、“敌对势力”，使人民甘为他们的奴隶。

有志于改变中国面貌的爱国者要切记，从古至今，从东汉太学生诣阙上书，到清末公车上书，再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是爱国的和正义的。固然时有外部势力参与进来，但完全到不了被评价为受敌对势力利用的程度。那种投鼠忌器的态度，一如十月革命时的护国主义者，名曰不革命，其实就是反革命。爱国者要敢于做出类似《布列斯特条约》的妥协，只要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清末革命党人说，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我再次发出感慨，如果大乱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围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利用机遇，促进社会转型，这是社会得到改善的另一种可能。

文末，请允许我引用时寒冰的几句话：“我恳请，长辈们把我视为自己的孩子，一个永远长不大会犯很多错的孩子，一个努力想做好事又经常会打破杯子的笨手笨脚的孩子；我恳请，比我年龄大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小兄弟，一个动不动就热血沸腾、激情四射，缺乏城府和戒心的永远不成熟的小兄弟；我恳请，比我年龄小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可以倾诉的兄长，我会如同对待我的亲弟弟和亲妹妹那样，做一个称职的兄长。”

在被称为转折之年的2010，想到我国家和民族所受的不可胜数的苦难，想到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黑暗前景。不禁呜咽哭泣，不能够言语。希望我的估计，大部分都是妄想。

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贴是一个讨论贴。本贴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这个想法是很初步的，因此本贴是在不断修改中。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建设性的讨论。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 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前半个月的时间里，看着方舟子、王小山、吴丹红等人对唐骏、禹晋永的惊世骗局不遗余力的揭露，不由得心中暗生悲哀，这样的社会里，骗子竟然生活的如此有声有色，我等P民亦无法穷力查究世事真伪，然虚假横行的社会，世事繁多，又有几许真几许假？

谁知，一次无心的搜索，却让我不由得倒抽冷气，心生凛然。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已经足够悲哀，可这样一些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却真个是悲哀中的悲哀，我的小心肝就像被拔凉拔凉的冰锥刺穿，悲从中来，却连伤都没有。

那些帖子在眼前一遍遍的重复的显示着，有租售，有出游，有足球，有生活的琐碎和点滴，甚至标题的书写方式都保持着以一串句号结尾的风格。字里行间，让我顿觉失去了自以为的信念，就像自己扇了自己的耳光。

我真希望这些都是误会，都是事出有因，所以我讲出来，我想要听到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我想要得到一个能让我轻易相信的来龙去脉。可我最终仍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SB，连只言片语的解说都得不到，站在那里尴尬的思考着推测着，试图从中寻找被我忽视掉的一厢情愿。

有些事儿我看到了，我可以选择说，也可以选择看着，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知道。选择说，是因为我还有期望；选择看着不说话，我就变成了一个旁观者，颇有一些冷眼观潮的味道，而且有一点阴险的感觉。

其实做一个旁观者心里很冷。

媳妇发短信问我，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你觉得你现在奋斗是为了啥？

我说，为了吃饭。

诚然，我也解释不清自己的真实想法。随着最近唐骏的学历门事件，不由得对自己提出问题，成功是什么。

心得：成功不是金钱的多少，不是地位的高低。成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亲人、朋友过得开心和快乐。

那么，我现在的奋斗是否能够让我的人生通往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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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小学的时候，家里穷，不懂事的我经常缠着妈妈要那些花花绿绿的，印着变形金刚的小书包。妈妈用薄纸覆在画册上，把擎天柱的图案摹写下来，粘在我的书包上，一针一线的绣出来一个擎天柱，而我却嫌它太难看而大吵大闹。现在想起来真是为自己的少不更事而汗颜。

真的希望，北京只是北京人的北京，不是全国人民的首都。

Google想做什么？要以人权斗士自居，为争取世界人民的人权而奋斗了吗？抑或只是为了摆脱在华财务困境而抛出来的客观原因？再或者是因为网络监管使用户的搜索结果无法访问导致满意率下降盈利减少因此要挑战一把权威？也许只是因为花在屏蔽和过滤上面的成本太大，太没有性价比，实在是太不划算了，还不如关门不干了。

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炒作（其实我宁愿相信不是），Google就真的要走了，毕竟我们的官老爷们不是吓大的，搞政治的还真就不怕要挟，反而还得杀你Google个下马威：中国市场你爱做不做，我的地盘听我的！

就像一出戏，只是不知会演变为闹剧还是悲剧，但悲哀的味道总是浓浓的。

在我朝做一名知识分子真不易，无数个伟大的闪耀着光辉的互联网传奇相继下马，在全世界人民伴随着youtube, facebook, twitter这些堪称互联网创业时代的楷模一起闪耀和成长的时候，我朝p民的网络世界却充斥着网游、脑残与河蟹，还有那山寨来的youku和开心网。

如果我们有一个公平的、公开的、公正的、自由的、良性的市场，这一切也许不会发生。

原文转贴如下：

Google said it is ‘reviewing the feasibility of our business operations in China’ and may back out of China entirely, as it disclosed it had been hit with major cyberattacks it believes to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country. The following was posted on the official Google blog by David Drummond, SVP, Corporate Development and Chief Legal Officer:

谷歌(Google)表示正在评估公司中国业务运营的可行性，并可能完全退出中国市场。该公司透露，他们遭受了据信来自中国大陆的重大网络袭击。以下是由谷歌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兼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David Drummond)执笔的官方博文。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新的中国策略

Like many other well-known organizations, we face cyber attacks of varying degrees on a regular basis. In mid-December, we detected a highly sophisticated and targeted attack on our corporate infrastructure originating from China that resulted in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Google. However, it soon became clear that what at first appeared to be solely a security incident-albeit a significant one-wa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就象其他许多知名组织一样，谷歌也会经常面临不同程度的网络袭击。在去年12月中旬，我们侦测到了一次来自中国、针对公司基础架构的高技术、有针对性的攻击，它导致我们的知识产权被窃。不过，事态很快变得明了，这个起初看似独立的安全事件（尽管很严重）其实背后大有不同。

First, this attack was not just on Google. As part of our investigation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at least twenty other large companies from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es-including the Internet, finance, technology, media and chemical sectors-have been similarly targeted.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notifying those companies, and we are also working with the relevant U.S. authorities.

首先，并不是只有谷歌受到了攻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至少20家、涵盖领域广阔的大型公司都成为相似的攻击目标，这些公司隶属于互联网、金融、技术、媒体和化学行业。我们现在正在向这些公司通报情况，并与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展开合作。

Second, we have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a primary goal of the attackers was accessing the Gmail accounts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Based on our investigation to date we believe their attack did not achieve that objective. Only two Gmail accounts appear to have been accessed, and that activity was limited to account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date the account was created) and subject line, rather than the content of emails themselves.

第二，我们有证据显示，攻击者的首要目标是进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Gmail账户。我们迄今为止的调查结果让我们相信，这些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只有两个Gmail账户被进入，而且其活动仅限于帐户信息，比如帐户何时创建、以及邮件标题，具体邮件内容未被染指。

Third, as part of this investigation but independent of the attack on Google,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accounts of dozens of U.S.-, China- and Europe-based Gmail users who are advocates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appear to have been routinely accessed by third parties. These accounts have not been accessed through any security breach at Google, but most likely via phishing scams or malware placed on the users’ computers.

第三，在与谷歌受攻击无关的整体调查中，我们发现数十个在美国、中国及欧洲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Gmail帐户经常被第三方侵入。入侵这些帐户并非经由谷歌的任何安全漏洞，而很可能是通过在用户电脑上放置网络钓鱼或恶意软件。

We have already used information gained from this attack to make infrastructure and architectural improvements that enhance security for Google and for our users. In terms of individual users, we would advise people to deploy reputable anti-virus and anti-spyware programs on their computers, to install patches for their operating systems and to update their web browsers. Always be cautious when clicking on links appearing in instant messages and emails, or when asked to share personal information like passwords online. You can read more here about our cyber-security recommendations. People wanting to learn more about these kinds of attacks can read this U.S. government report (PDF), Nart Villeneuve’s blog and this presentation on the GhostNet spying incident.

我们已经运用从这些袭击中获得的信息改进了基础设施和网络结构，加大对公司和客户的安全保障。对个人用户而言，我们建议大家使用可靠的杀毒和反间谍软件，安装操作系统的补丁并升级网络浏览器。在点击即时信息和邮件中显示的链接、或被要求在网上提供诸如密码等个人信息时永远要保持警惕。你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谷歌 提供的网络安全建议。希望更多了解此类袭击的人士可以阅读美国政府提供的报告、纳特·维伦纽夫(Nart Villeneuve)的博客以及有关间谍网络幽灵网(GhostNet)的报导。

We have taken the unusual step of shar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attacks with a broad audience not just because of the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implications of what we have unearthed, but also because this information goes to the heart of a much bigger global debate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China’s economic reform programs and its citizens’ entrepreneurial flair have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out of poverty. Indeed, this great nation is at the heart of much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today.

我们采取了非常规手段与大家共享这些网络攻击信息，其原因并不只是我们发现了其中的安全和人权问题，而是因为这些信息直指言论自由这一全球更重大议题的核心。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事实上，这个伟大的国家是当今世界许多经济成就和发展的核心。

We launched Google.cn in January 2006 in the belief that the benefits of increas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for people in China and a more open Internet outweighed our discomfort in agreeing to censor some results. At the time we made clear that ‘we will carefully monitor conditions in China, including new law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on our services. If we determine that we are unable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utlined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reconsider our approach to China.’

我们在2006年1月在中国推出了 Google.cn，因为我们相信为中国人拓展信息获取、加大互联网开放的裨益超过了我们因在网络审查上做出让步而带来的不悦。当时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将在中国仔细监控搜索结果，并在服务中包括新的法律法规；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无法实现上述目标，那么我们将不会犹豫重新考虑我们的中国策略。

These attacks and the surveillance they have uncovered-combined with the attempts over the past year to further limit free speech on the web-have led us to conclude that we should review the feasibility of our business operations in China. We have decided we are no longer willing to continue censoring our results on Google.cn, and so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 will be discuss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basis on which we could operate an unfiltered search engine within the law, if at all. We recognize that this may well mean having to shut down Google.cn, and potentially our offices in China.

这些攻击和攻击所揭示的监视行为，以及在过去一年试图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使得谷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应该评估中国业务运营的可行性。公司已经决定不愿再对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进行内容审查，因此，未来几周，公司和中国政府将讨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运营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如果确有这种可能。我们认识到，这很可能意味着公司将不得不关闭Google.cn，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办公室。

The decision to review our business operations in China has been incredibly hard, and we know that it will have potentially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We want to make clear that this move was driven by our execu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the knowledge or involvement of our employees in China who have worked incredibly hard to make Google.cn the success it is today. We are committed to working responsibly to resolve the very difficult issues raised.

做出重新评估我们在华业务的决定是异常艰难的，而且我们知道这可能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希望说明的一点是，该决定是由公司在美国的管理团队做出的，而为 Google.cn今日成功而付出了无比巨大努力的中国团队对此毫不知情，也未曾参与。我们决心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解决任何可能随之产生的难题。

Posted by David Drummond, SVP, Corporate Development and Chief Legal Officer

David Drummond, 谷歌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兼首席法律顾问

Copyright (c) 2010 Dow Jones & Company, Inc.

看着国安队以4:0的圆满比分取得了冠军，由衷的为那些队员们、教练们感到高兴。

听着全场球迷放声歌唱国安队队歌，心里涌起一丝感动，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片段闪动在眼前。

仿佛看到了那个站在工体球门后面看台上摇着小旗声嘶力竭呐喊的少年，看到了那一群在教室里、操场上、放学的路上都在聊着高洪波、高峰、谢锋、邓乐军的小球迷，看到了围在军训宿舍把国安队队歌编纂成所谓高一四班歌的那群孩子。

十五年的光阴一闪而过，如今，他们都在为了生存而奔波，为了家庭而忙碌，或辛苦或甘甜，冷暖自知。

为国安队的这一批球员们感到幸运，联赛冠军是国内每一支球队、每一个队员所拼搏的终极目标，而他们，随着国安队站到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的最高点，这一刻的成就感应该是无以伦比的，就好像运动员站在奥运会金牌领奖台上那一刻，就好像不会武术的科学家站在诺贝尔奖台上那一刻，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获得了自己所为止奋斗的目标那一刻。

每个人都将是自己的冠军，没有不可能。

因为大叔的网站被扫描出来，我也赶紧去查询一下自己网站的备案信息，结果2008年10月份提交的备案信息到现在还没有动静。。。无奈，简单修改了一下备案信息内容，结果2个小时以后，短信通知审批成功。。

赶紧登录进去看看，不知道谁把我的网站名称改了。。。。

一个月前踏上了新疆库尔勒的土地，在“7.5”事件笼罩下的新疆通讯手段只剩下了语音，这对于习惯了网络的人来说不吝是一场灾难。好在，利用两天的闲暇出走，体验了内陆第一大淡水湖和许久以来一直埋在心底的大漠风光，虽然仅仅是个边缘，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那异样的风光刻画出来的景致，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山水之美大迥，只恨自己没有带个DSLR在身边，G9的能力发挥到了极点也不能令我满意。新疆的干果水果名不虚传，临行前大肆采购，带回了不少巴旦木、葡萄、葡萄干以及库尔勒香梨，味道甜美，只是大部分都送人了，自己反而没吃几个。

再来说说小海缸。自建缸以来，陆陆续续投入了不少，从改造到活石，再到生物，从新疆出差回来小缸竟然没有死掉什么，绿毛藻长满了活石的脑袋，随着水流飘飘荡荡。随着不断的折腾和投入，加鱼死鱼加鱼的，手头突然紧张了起来，估计最近一两个月，也不会再有什么新动作了吧。

至于日常生活，不知该如何形容，大都是些平平淡淡的日子吧，匆忙又有些悠闲的，却少不了某些事情的纠缠和反复，有时候确实心乱如麻得厌烦了这样的纠缠，有时候仿佛望着未来两眼发黑，似乎还没有走出困境，好在已经踏上沼泽里的硬地，似乎慢慢就要爬上正道了，也许爬过硬地又是一片汪洋？谁知道呢。

未来很空洞，不可预见而且不抱希望，随它去吧。